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始终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
这里提出要划清的四个界限，都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问题。
一、关于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因此，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对于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有第一位的意义。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首先，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照亮了人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普遍规律的探索之路。尽管马克思逝世一百多年来世界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但是所有这些变化都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都可以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加以解释和说明。其次，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作了最彻底、最深刻、最缜密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是为实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一切不公正社会制度、实现全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学说，代表了整个进步人类的理想和信念。其三，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他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终结真理，而只是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格。
什么是反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和现实看，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从右的方面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思想体系和基本原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作用。现实中，有人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有人主张用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其实质和要害，就是主张全盘西化，主张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模式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其二，从“左”的方面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根本否定我国的改革开放，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僵死的教条，拿书本教条来裁判党和人民生机勃勃的历史创造活动，不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敌，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大敌。
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有两点特别重要：一是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观与价值观的统一。作为世界观，它是严谨的科学，是对客观世界、客观事物、客观规律的科学反映；作为价值观，它代表的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亦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的是最广大人民对共同富裕、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和试金石。二是思想路线。只有活的理论才管用，僵死的理论只会害死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和思想路线，任何时候都要坚持。明明在实践中行不通的理论还要死抱着不放，那是病态和愚蠢，只会自取灭亡。
二、关于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
划清这个界限，是正确理解“中国奇迹”的一把钥匙。
第一，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或者说是要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邓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都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诉求、价值目标，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则是实现价值目标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我们过去的错误，不在价值取向错了，而在违背了客观规律，结果事与愿违。我们党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解决了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一大二公”、近乎单一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脱离了生产力发展状况，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发展停滞、人民生活困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深化对所有制问题的认识。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正是基于三个认识：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第二，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第三，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第三，廓清在所有制问题上的种种迷雾，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思想交锋。反对的声音来自“左”、右两方面。右的观点视公有制为万恶之源，把私有化说成包治百病的良药，极力主张全盘私有化；“左”的观点则认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是搞私有化，就是发展资本主义。
总之，我们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和内外环境下建设社会主义的，这种历史条件和内外环境不由我们选择，也无法超越。我们只能从实际出发，务实地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的问题，任何因循守旧、拘泥于书本教条的想法和做法都只会葬送社会主义、葬送党和国家的前途。只有这样看问题，我们才能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自觉划清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三、关于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
划清这个界限，是正确理解“中国奇迹”的另一把钥匙。
第一，发展是中国的首要任务，稳定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近代史上中国积贫积弱，备受列强欺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是全民族最强烈的愿望；中国历史上长期动荡、战乱频仍，人民深受其害，能否实现社会团结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是衡量政治制度是否适用的最重要标准。近代以来中国真正在社会政治稳定的条件下发展经济，只有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几十年时间。离开共产党的领导，搞西式民主，中国肯定会来一次大折腾，折腾出一个政党林立、纷争四起、国无宁日、动乱不已的乱世，折腾成一个四分五裂、虚弱不堪的西方附庸国。事实证明，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保证了国家的统一、政权的稳定、人民的团结，保证中国能够沿着正确道路长期稳定发展。
第二，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优势。我们党从来就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党执政后领导人民进行了广泛的民主实践，在根本改变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和历史命运、实现社会平等和人民当家作主等方面取得了旧中国不可比拟的巨大进步。党在民主问题上犯过错误、走过弯路。但从本质上看，是党和党的领导人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党内产生骄傲自满、个人崇拜、头脑不清醒导致的，也与中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影响，与我们党在长期战争环境中形成的领导方式，与共产国际和苏联模式影响，与应对新中国成立后国际敌对势力的包围，与经验不足等因素有关，这与反民主的独裁、专制的性质根本不同。为国为民，是我们党不变的灵魂，这使党具有强大的自我纠错、自我更新能力，能够郑重对待自己的失误，总结经验教训，勇于改革创新。
第三，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事实证明，我国的政治体制是基本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西方看中国的一个流行观点是：经济上是好的，政治上是坏的；经济上在改革，政治上不改革；经济上在搞自由市场经济，政治上还是极权专制。这是一种根本站不住脚的观点。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必须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不适应并阻碍了经济发展，它就必然要被改变。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项政治决定，它改变了过去严重束缚经济发展的旧体制，使中国走上了一条新路。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并不是孤军突进的，而是伴随着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广泛深刻的变革。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反过来证明了中国政治上的成功。在当今世界，我们看不到还有哪个与中国有可比性的国家比中国发展得更好、更成功；相反，我们看到了很多可以从反面或者侧面证明中国的路走对了的事实。
第四，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逐步实现。民主从来都是具体的、历史的、不断发展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其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在当代中国，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提供了经济基础和政治保障。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各级领导层实行的集体领导制度、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和民主作风、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等，是国家生活中切实管用的民主机制、民主因素，是中国式民主的特点和优势。我们承认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的制约，中国在实现人民民主方面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将顺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适应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的不断提高，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我们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发展的有益经验，但不会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不会吞下损害自己利益的苦果。
第五，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没有“普世性”，照搬别国模式从来不能成功。现代西方民主制度是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才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而且已经是弊端丛生。一是金钱操控。西方民主早已成为“富人的游戏”、“钱袋的民主”和资本玩弄民意的过程，竞选活动拼的就是金钱。西方民主游戏中的权钱交易固然与当事人个人操守有关，但根本原因还在制度层面：烧钱的选举必然产生捞钱的腐败。二是形式至上。现代西方政治已使民主形式化、工具化，造成民主的异化。选举是西方民主最主要的形式，几年一次的选举搞得挺热闹，但选举一过，民主就“沉睡”了，民众对政府日常施政的影响力十分有限。西方向世界输出民主，实际上就是输出选举，甚至不惜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把西式选举强加给别国，以为只要搞了选举就是民主国家了。三是僵化停滞。西方民主已成固定模式，逐渐丧失活力，任何改变和创新都十分艰难。民主的僵化常常导致决策上的僵局，反对党“为反对而反对”，致使一些重大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僵化和停滞还造成优秀政治人才严重短缺，不少西方国家为选不出合适的领导人而苦恼。放眼当今世界，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不同而照搬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没有一个是真正成功的。
四、关于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意识形态等软实力因素在国际竞争和斗争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自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至关重要。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旋律。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创新中不断发展，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日益深入人心，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度不断提高，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成为思想精神领域最强劲的主流；另一方面，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封建主义残余思想意识仍广泛存在，国外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也乘机而入，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融、激荡十分突出。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新形势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第二，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残余影响仍然广泛存在，肃清这种残余影响仍然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首先，要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决不允许借反封建主义之名来反社会主义，也决不允许用假社会主义来搞封建主义；其次，也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还要划清封建主义遗毒同我们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某些不科学的办法、不健全的制度的界限。邓小平同志的这些分析和论述，对于我们今天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世界范围内围绕发展模式和价值观的斗争日益凸显，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影响正日益成为我们面对的主要挑战。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斗争中，提出了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口号，以此为思想武器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并取得胜利，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为实质内容的核心价值观。在西方社会现实中，金钱、财富决定一切，决定你的自由度，决定你在民主游戏中地位，决定你享有的人权水平；如果没有金钱至上的价值观，没有对享乐、消费的无限贪欲，没有在财富欲望驱动下的“个人奋斗”，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得到发展。
政治上的坚定来自理论上的清醒。在关系党和国家发展道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上，我们必须旗帜鲜明。近年来特别是去年，中央主要媒体推出了大量文章，深入回答“六个为什么”；这次中央提出划清“四个重大界限”，是回答“六个为什么”的继续和深化，而且使问题更集中。可以说，划清“四个重大界限”，有助于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面”，有助于回答国际国内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模式”的主要关切，有助于抵制错误思想、澄清模糊认识、坚定理想信念，因而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